长乐九头马古民居柱础：以石为语

柱础又称“磉”，明末清初张自烈所著(suǒzhù)《正字通(tōng) 石部(shíbù)》记载：“磉，俗呼础曰磉。”其主要作用是将柱身中的荷载分散至更大承重面，从而提升柱基的结构承载力。 其历史可追溯(kězhuīsù)至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的木垫防潮雏形。至宋代李诫编修《营造法式(fǎshì)》时，其形制被纳入官式(guānshì)规范，成为礼制等级的物化载体。明清时期，柱础(zhùchǔ)工艺臻于鼎盛。至近现代，尽管混凝土技术革新逐渐取代传统柱基(zhùjī)工艺，但留存至今的历代柱础遗存，仍以实物形态见证了中国建筑技术演进、艺术审美流变与社会观念交融的历程，为建筑史学与文化遗产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物质标本(biāoběn)。 《淮南子 说林训》载“山云蒸，柱础润(rùn)”，生动(shēngdòng)道出柱础对湿气的敏感性，侧面印证了其防潮设计的必要性。福州(fúzhōu)地处东南沿海，气候湿润多雨，柱础的设计尤为注重防潮与承重功能(gōngnéng)。福州柱础普遍较高，多采用当地(dāngdì)的花岗岩或青石，兼具(jiānjù)稳固性与装饰性。这种“高础防潮”的技术传统(chuántǒng)在长乐九头马古民居中发展至新高度，其柱础通过青石材质与外扩造型的精妙结合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福州地区柱础防潮承重的营造智慧。 《长乐市志》载：“‘九头马’陈利焕父子建，位于鹤上镇岐阳村(zhènqíyángcūn)福庭庄，因欲围‘九头马’（九块(jiǔkuài)岩石）建筑(jiànzhù)而(ér)得名，其所采材料和建筑工艺达到当时一流水平。”九头马古民居始建(shǐjiàn)于清嘉庆初年，其第一座建筑的柱础(zhùchǔ)材质与造型就(jiù)巧妙地回应(huíyìng)了闽都地区的亚热带季风性气候。柱础多采用青石，形制以圆鼓、方形抹边、八边形为主，通过将木柱基抬升，从而起到了绝对的防潮(fángcháo)作用。相较于闽北部分地区常使用的红砂岩，青石具有平均抗压强度高、吸水率低的特性。这种岩性选择与中国近代重要的传统建筑技术著作《营造法原》中“础石务求(wùqiú)密实”的记载高度相符。同时，柱础外扩式造型设计，除通过扩大承压面实现荷载均匀分散外，更以其独特(dútè)形态成为建筑工艺美学的载体，为后续风格演进奠定基础。 九头马古民居大部分建筑在清道光年间建成(jiànchéng)，在延续福州地区合院式布局共性的基础上，采用“五落透后五落排”的整体布局形式。中路祖厅作为宗族核心，其柱础(zhùchǔ)石多采用覆斗式(dòushì)造型，在顶(dǐng)、肚(dù)、腰、脚四分部均(bùjūn)雕刻有繁复纹饰彰显庄重。厢房柱础则简化为素面圆鼓形。这种“祖厅繁奢—厢房简素”的等级化营造，正是封建礼制“尊卑有序”的空间转译。 陈从周先生曾在《柱础述要》中提到：“南方除石鼓形柱础勃兴外，因地处卑湿，所以石础部分必然较高，而式样亦较多样化，差不多将它变(biàn)作为脱离实际的装饰品。”而九头马古民居的柱础不仅有着(yǒuzhe)卓越的防潮、稳固实用性，其纹样在遵循(zūnxún)南方柱础特点的同时，还进一步融入地域特色加以创新。除了融入神话(shénhuà)元素的传统(chuántǒng)雕刻题材，如麻姑献寿、长寿封侯、执莲童子等(děng)，也(yě)有动植物相结合的文字谐音来营造吉祥氛围，如蝙蝠（福）、鹿（禄(lù)）、桃（寿）等元素常常组合出现。 历经(lìjīng)多年建造，九头马古民居最后一座古民居于清同治十一年（1872年）竣工。此时的建筑在柱础营造(yíngzào)上(shàng)集前期之大成(dàchéng)，在造型设计方面对以往的成功经验进行优化，础顶内高外低的微坡度结合石雕纹饰的凹凸走向，能更有效地引导水流方向，使雨水沿(yán)斜面自然流散，避免积水渗入木柱根部，极大地延长了木构架的使用寿命。在柱础纹样上则创新传统(chuántǒng)云纹与海浪纹结合，形成“云浪纹”的独特纹样，既保留了中原传统吉祥符号与《营造法式(fǎshì)》中“云文(yúnwén)”“水浪”的元素精髓，又暗含闽人“以海为田”的生存智慧；海兽纹与祥瑞图的交融，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互鉴的生动注脚(zhùjiǎo)。 这些精雕细琢的柱础遗存，既是力学与美学的完美(wánměi)统一，也是中原礼制与海洋文明的创造性转化，更是闽地先民在湿热(shīrè)气候挑战下因地制宜的生态营建典范(diǎnfàn)。其以石为语的艺术表达，既延续了《考工记》“材有(cáiyǒu)美、工有巧”的营造精髓，又以“云浪纹”的创新突破(tūpò)昭示着海洋文明的开放基因，使传统建筑构件(gòujiàn)升华为见证海上丝路文明互鉴的文化符码。 （作者单位：福建(fújiàn)理工大学设计学院）